文/邓魏
在中国古代，用花形容女子的诗词，多得数不过来——
《诗经・周南・桃夭》说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；曹植在《杂诗》里写“南国有佳人，容华若桃李”；李白在《清平调・其二》也说“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”……
从古到今，男人用花比喻女人，大多带着欣赏的意思，有的甚至还带着点轻慢和把玩的心态。
“人似海棠”“梨花带雨”“火红玫瑰”“石榴裙下”……这些说法，翻来覆去，夸的都是女人的长相和身段。
当然，古人也不是对所有花都这样。像菊花、梅花、兰花，他们就很敬重，把这些花当成高风亮节的象征。
可偏偏，这些代表品格的花，很少用来形容普通女人。
在古代，跟花绑得最紧的，要数杨玉环。
明代汤显祖在《牡丹亭》里，借用了早就流传的“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”，说美人美到花儿都自愧不如。
这里面的“羞花”，说的就是杨贵妃。
根据后世文人演绎：杨玉环18岁进宫，有一天去花园赏花，不小心碰了一下花草，那些叶子和花瓣居然全都卷了起来，好像害羞了一样。
因为美得“羞花”，唐玄宗对她宠得不得了，还在皇宫里为她新种了几千棵桃树。
有一天，唐玄宗亲自折了一枝，插在她的发冠上，笑着说：“这花能让爱妃更娇美。”
桃花也因此在宫里多了个名字——“助娇花”。
后来的野史里，还编出安禄山给皇上献“助情花”的故事。
说这种花跟米粒一样大，颜色鲜红，含在嘴里能助情欲，跟汉代的慎恤胶差不多，是纵欲的春药。
这么一看，白居易写的“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”，重点是“春宵”二字，似乎带有写实的味道。
可叹的是，后来人们一说起安史之乱，把锅全甩给杨玉环。
何止是安史之乱？在有些人的逻辑里：只要皇帝昏庸无能，背后一定得有个漂亮女人，被说成是“祸国殃民”。
“桃花女神”息妫的故事，听着凄美，背后藏的也是这种凉薄道理——国家亡了，就怪女人长得太美。
息妫是春秋时期息侯的妻子，去蔡国看望姐姐时，被姐夫蔡哀侯无理调戏。
息侯一气之下，借楚文王的兵力攻打蔡国，大败蔡国。
被抓的蔡哀侯心怀怨恨，就在楚文王面前拼命夸息妫有多美：
“目如秋水，面若桃花，长短适中，举动生态，世上无有其二。”
说得天花乱坠，就是为了勾起楚文王的贪念。
公元前680年，楚文王出兵攻打息国。息国很快就灭了，息妫被抢去当楚文王的夫人。
可息妫到了楚国，心还在息国，甚至三年都不跟楚文王说一句话。
息妫最后的结局，史书没有明确记载。
流传最广的说法是：她趁楚文王出去打猎，偷偷跑出去见息侯，两个人最后一起殉情而死。那时候正是三月，桃花开得漫山遍野，楚国人感念她，尊称她为“桃花夫人”，立庙祭祀，后来还把她奉为桃花女神。
你真觉得，古代那些枭雄、政治家，会为了一个女人就大动干戈、攻打别国吗？
多半是后来的小说演义，用爱情故事美化了权力的野心。
千百年来，人们就爱用粉红的八卦，掩盖血色的战争。
不管是用来装点文人的风雅，还是用来掩盖强权者的残暴，古时候男人看“如花似玉”的女人，大多站在自己的视角。
这种以花喻人、以貌取人的审美惯性，看似文雅，实则早已把女性置于被观赏、被定义的位置。
当这份风雅褪去，只剩下轻慢与恶意，“花一样的姑娘”便在时代的浊流里，扭曲成了充满侮辱意味的“花姑娘”。
如果说，“花一样的姑娘”还算比较含蓄的赞美，那“花姑娘”这三个字，就是赤裸裸的轻视和侮辱。
很多人记忆里都有个特别刺眼的画面：日本鬼子见到中国女人，就色眯眯地喊“花姑娘”。
“花姑娘”并不是日本人发明的。
早在1926年以前，蔡东藩的《民国通俗演义》里就写过：“那位八太爷在船上找花姑娘，北人称妓女为花姑娘。”
可见至少在民国初年，这个词就在中国民间流传，本来就带贬低的意思。
到了侵华日军嘴里，“花姑娘”更过分，不只是指妓女，而是所有中国普通妇女，在他们眼里都是可以随便欺负、糟蹋的对象，侮辱性极强。
也正是因为这样，《汉语大词典》里“花姑娘”的第一条解释就是：侵华日军称供他们侮弄的女子；第二条，才是指妓女。
到今天，中国已经强大起来，再也没人敢这样欺负中国姑娘。
可是“花一样的姑娘”这种说法，还是到处都有。
女人，还是常常被当成一盆只能看的花，甚至一个没有生命力的花瓶。
现在男女平等越来越深入人心，很多独立、自强的女人，已经不喜欢被定义成“花”。
花是好看，但也娇弱；花很灿烂，但也容易凋谢。
有意思的是，大家总喜欢把男人比作树——坚强、高大、挺拔，一听就很阳刚，好像天生就该给花遮风挡雨。
可就像“花姑娘”不是好词一样，“树先生”也不见得是夸奖。
电影《Hello!树先生》里的“树”，就是一个木讷、窝囊、没什么自我的人。
在我看来，新时代的女人，就该是立体、丰富的样子：今天的女人们更应该像一棵棵独立的木棉：既有花的明媚，也有树的挺拔，能欣赏风景，也能为自己遮风挡雨。
当然，女人也爱美，也喜欢花。愿每一位姑娘：长得像花一样漂亮，活得像花一样精彩，更拥有丰盈的底气，在人生路上，既能自如绽放，也能潇洒地“随便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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